1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的时间从判决、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。
2．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、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，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藏、转移、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，致使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定罪处罚。
先看这笔账是怎么赖掉的。2012年12月11日，浙江平阳县法院作出（2012）温平鳌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，判令毛建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陈先银挂靠在其名下某包装公司的投资款20万元及利息。判决于2013年1月6日生效。第11天，也就是1月17日，毛建文把自己名下一辆小型普通客车以15万元的价格转卖，卖车款没有拿去履行判决，而是用于个人开销。2月16日，陈先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中才查明车已经卖了。同年11月30日，毛建文被抓获归案，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。2014年6月17日，平阳县法院以（2014）温平刑初字第314号刑事判决，认定毛建文犯拒不执行判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。宣判后毛建文没有上诉，公诉机关没有抗诉，判决生效。
这个案子真正有价值的争点不在事实，而在一个时间点：拒不执行的行为，从什么时候起算？毛建文卖车是1月17日，执行立案是2月16日以后的事。如果按进入执行程序后起算的理解，卖车那一刻案件还没进入执行，他顶多是未自觉履行，够不上犯罪。这种理解在当年的司法实践里相当有市场，不少办案人员把拒执罪看成对抗执行公务的延续，总觉得得有执行法官介入、有查封扣押、有当面拒不配合，才谈得上犯罪。辩护的空间本来也在这里：行为在前、立案在后，罪名起算点存疑，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，应当作无罪处理。
最高院把这个案子选为指导案例，就是要把这个争点钉死。裁判理由讲了三层。第一层是立法原意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立法解释明确，该条所说的判决、裁定是指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生效之日起就产生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，并不以进入执行程序为前提。第二层是条文协调：民事诉讼法关于妨害诉讼强制措施的规定，以及民诉法解释列举的隐藏、转移、变卖财产等行为，都以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为时间限定，并没有把行为主体限定为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。第三层是立法目的：拒执罪是为了破解执行难，把生效后、立案前这段空档纳入射程，义务人在拿到生效判决那一刻就感受到刑罚的威慑，才不会卡着执行立案的时间点去转移财产。
站在辩护立场，要承认71号案例压缩了一个传统的无罪辩点。判决生效之日起，义务人任何隐藏、转移财产的动作都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射程之内，「执行还没立案」这套说辞从此失效。但它同时把边界划得更清楚了，而清晰的边界对辩方未必是坏事。判决生效之前正常处置财产，原则上不进入本罪评价；生效之后的处置，仍然要回到构成要件上逐层审查：行为人是否明知判决已经生效，判决是否依法送达，有没有履行能力，处置财产是不是以逃避执行为目的。起算点只是客观时间问题，主观明知和履行能力依然是控方的证明责任，这两块仍然是辩护的主战场。
再说量刑这一头。毛建文被判十个月，在三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里属于偏轻的一档，归案后如实供述是判决明写的从轻理由。实务中还有一条更积极的量刑修复路径：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两高《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4〕13号）明确，提起公诉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、犯罪情节轻微的，可以依法不起诉；一审宣判前履行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免除处罚。也就是说，拒执案件的辩护不只是法庭上的争点攻防，更是时间窗口管理：越早促成履行，争取不起诉、免罚的筹码就越大。这类案件里，律师劝当事人把钱还上，往往比任何一份辩护词都管用。
还要看一条更新的线。上述法释〔2024〕13号解释在71号案例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，在诉讼开始后、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、转移财产等行为，裁判生效后经查证属实，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，同样可以拒执罪追诉。起算点从判决生效时又前移到诉讼开始后，打击范围比71号案例更宽。对辩方来说，新增的限制条件要盯紧：生效前的转移行为入罪，以为逃避执行义务为目的要件，以生效后要求执行而拒不执行为结果要件，两个要件都有实打实的审查空间。
这个案例对两头都有操作意义。代理债权人时，节奏要改：不要再等执行立案后才去查对方财产，判决一生效就应当固定对方名下的房产、车辆、账户线索，生效后任何一笔异常处置都是将来刑事控告的证据，自诉渠道也是现成的。代理被执行人一方时，提醒要趁早：收到生效判决后的大额财产处置，必须有合理对价、正当用途和完整留痕，否则民事败诉随时可能演变成刑事案件。对做刑事辩护的同行而言，71号案例加上2024年的新解释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攻防地图：起算点之争已经基本落幕，明知、履行能力、情节严重、履行修复这四个战场，才是拒执案件辩护今后真正的主阵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