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9月，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，同月底被逮捕。检方起诉书指控：他收取被害人赵某11万元「办事费」，承诺摆平赵某母亲打架一事，实际上什么帮助都没提供，建议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。此后检方又补充起诉敲诈勒索罪，建议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。判决下来那天，诈骗罪这项指控没有了。法院明确写明：公诉机关指控王某犯诈骗罪不能成立，不予支持；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，本院予以采纳。
事情要从2023年3月8日说起。赵某的母亲宗某因与人互殴，被派出所民警带回调查处理。赵某一家慌了神，主动打电话找王某帮忙。当天赵某按要求兑换1万元现金，在派出所门口交给王某；3月12日，双方签订授权委托书，委托王某全权代理处理此事；此后半个多月里，赵家又陆续取现10万元交给王某，前后合计11万元。
后来的结果不如赵家所愿。宗某因殴打他人被行政罚款500元，打架对方两人各被罚款200元，赵家期待的赔偿没有下文。赵家要求退钱，王某退了2万元，余款拒绝退还，还一度否认收过钱，甚至拉黑了赵某的联系方式。2024年9月14日，赵某报警称被诈骗，王某到案。
平心而论，王某这段时间确实做了不少事。他连夜开车赶到派出所，以老乡身份与辅警沟通，联系120救护车，陪同赵家辗转两家医院安排宗某就医；民警到医院做笔录，他到场提出程序异议；他还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与办案民警理论、监督执法过程，甚至帮赵某介绍离婚诉讼的代理律师。当然，他的一些维权方式确有争议，比如鼓动老人进京上访，赵某的父亲后来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5天。
公诉机关的指控逻辑很直接：王某自称有关系、认识公检法的人，承诺让公安机关不处罚宗某、让打架对方赔偿100万元，实际未提供任何帮助，反而鼓动老人上访向公安机关施压，这就是虚构事实骗取财物。
承办律师介入后，把辩护重心放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。诈骗罪不是「事没办成、钱没退清」就能成立的。它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，三个环节缺一不可。
围绕这三个环节，辩护意见逐层展开。第一，委托关系是真实的。赵家基于自身判断主动找上门，双方签订授权委托书，委托内容白纸黑字，不存在任何欺诈、胁迫情形。第二，王某收钱后并非什么都没做，赶派出所、联系就医、执法交涉、介绍律师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劳务付出，收取费用与其时间成本相匹配，属于劳务合理对价，事后又退还了2万元，与「拿钱就跑」的诈骗有本质区别。第三，不能仅凭王某在公安阶段初期否认收款这一个行为，就倒推他收钱当时就有诈骗故意。收钱后赖账是民事上的失信，该受道德谴责，但刑事定罪看的是行为当时的主客观状态，不能片面定罪。
法院经审理，把指控拆开来逐一检验。其一，案件起因是赵家基于自身认知主动求助，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王某虚构事实、使赵家陷入错误认识。其二，「承诺不处罚、承诺让对方赔偿100万」这一关键情节，只有赵某一方的陈述，而且赵某自己的说法前后矛盾，先说100万，后来说50万、100万，再后来又改称没有形成具体承诺，这样自相矛盾的陈述缺乏客观证据支持，无法支撑定罪事实。其三，赵家签订了授权委托书，全程配合王某的工作方式，对代理手段明知，无法确认他们对代理方式及结果作出了错误判断。综合全案，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，关键的定罪事实无客观证据支撑，指控的诈骗罪不能成立。
这个案子也要实话实说。检方补充起诉的敲诈勒索罪，法院认定成立：王某以眼镜在某KTV消费期间损坏为由，协商未果后频繁报警举报该KTV存在违法经营行为，借公安机关反复检查影响其正常营业，迫使经营者在派出所签下调解协议，支付10万元赔偿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3万元，违法所得10万元依法追缴退赔。辩护方提出的「具有合法请求权基础的索赔不构成敲诈勒索」等意见，未被采纳。
诈骗罪辩护争的往往不是「钱收了没有」，而是收钱那一刻想不想还、办事那阵子做没做事。非法占有目的不能靠事后赖账倒推，错误认识不能靠被害人单方且自相矛盾的陈述认定，这是本案给辩护人上的最实在的一课。对普通人也有提醒：花钱请人办事、平事，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，一旦结果不如预期，民事纠纷与刑事指控之间只隔一层纸。无论托人办事还是受人委托，书面协议、付款凭证、办事留痕，都是分清民事失信与刑事诈骗的关键证据。